创世计划启动：美国“押注”人工智能能否重振美国科学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作者：数字经济发展评论，原文标题：《创世计划启动：美国「押注」人工智能能否重振美国科学界？》

中国在部分科研领域赶超美国，美国则意图以人工智能为突破口，对既有科研体系进行战略性实验，以维护其技术领导地位。

本文从美国智库角度出发，指出美国提出的“创世计划”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更是一场制度性的考验，认为该计划释放了以人工智能突破科研瓶颈的明确国家战略信号，但当前仍面临人才、数据和资源等挑战，强调在高度分散的美国科研生态中，能否实现长期的资源协调与整合是关键，该计划的成败不仅取决于科研产出，更在于是否推动了制度层面的创新。

作者：Navin Girishankar|CSIS经济安全与技术部主席；Chris Borges|CSIS经济学项目高级项目经理兼副研究员

原文标题：The Genesis Mission:Can the United States’Bet on AI Revitalize U.S.Science?

原文来源：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原文编译：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2025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创世计划”（Genesis Mission）。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极具雄心的目标：在未来10年内，借助人工智能将美国的科学生产率提高一倍。

白宫将这一计划描述为“本世代的曼哈顿计划”，意在通过全国动员，加速科学发现、强化国家安全，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重塑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

以人工智能为引擎，重振美国科学界

从政策脉络上看，“创世计划”并非孤立之举，而是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呼应了总统于2025年3月致科技政策顾问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的公开信。该信明确提出，要重振美国实现突破性创新的能力，探索科研体系的新范式。在这一背景下，“创世计划”被视为一次高度集中的制度性实验。

从具体内涵看，“创世计划”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为杠杆，加速科学发现进程。其技术载体是所谓的“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这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科研基础设施体系。

该平台将整合高性能计算资源、人工智能建模框架、面向科学研究的基础模型、AI驱动的科研工具，以及美国数十年来通过联邦投入积累的、规模最大的科学数据资源。

平台将主要依托能源部及其国家实验室体系，训练科学基础模型，构建能够自主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分析结果并运行自动化科研流程的新型人工智能系统，其运行速度和规模将远超单个研究人员的能力边界。

创世计划”释放清晰的国家战略信号

在技术建设之外，行政命令还要求总统科技事务助理与能源部协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识别一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科学与技术重大挑战。这一清单将成为各联邦机构使用平台、引导人工智能科研资源投向的核心依据。

尽管政府当前强调的重点领域集中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芯片，但未来这些重大挑战如何确定，是否与既有法律框架下形成的技术优先布局相衔接，例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重点技术领域，或国防部的关键技术方向，仍有待观察。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特朗普政府在科学政策取向和对科研群体的态度上释放过相互矛盾的信号，而“创世计划”则构成了一次相对清晰的战略表态。它体现了一种高度确定的判断，即人工智能可以同时加速基础研究和以应用为导向的科研活动，并为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科技领导地位奠定基础。

“创世计划”面临制度性考验

但从更深层次看，这不仅是一项技术计划，更是一次对美国制度能力的重大考验，即美国是否能够在全球最复杂、最分散的科研生态系统中，协调、实施并长期维系一项国家级科学计划。

美国科研体系分布于联邦机构、大学、国家实验室、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虽然具有高度韧性，但长期以来难以有效对齐。若无法正视这一结构性难题，“创世计划”可能会重蹈此前协调尝试的覆辙，最终难以真正改变美国科研体系的运作方式。

多重因素推动人工智能科研布局

从时机上看，政府此时推出该计划并非偶然。一方面，中国在多个领域已在科学论文产出、先进科研设施、人才培养体系以及AI驱动的科研平台建设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在部分方向上实现反超，并在电池化学、核能、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

现有迹象显示，中国即将出台的新一轮五年规划仍将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并持续加大在STEM教育（即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大型科研设施和人工智能科研平台方面的投入。

另一方面，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科研生产率正面临停滞。从科研投入来看，研究人员数量和经费规模，增长速度快于科研产出，包括突破性成果和生产率提升。

其原因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随着学科成熟，“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尽，前沿研究需要越来越昂贵和复杂的工具；也有观点指出，科研人员质量下降，或学科间人为划分限制了跨领域突破。不论何种解释，特朗普政府显然认同一个判断，即科研生产率已陷入瓶颈，而人工智能可能是破局关键。

事实上，人工智能在科研中的应用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首个人工智能程序“逻辑理论家”就被用于证明数学定理。真正的变化在于，当下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已显著提升，能够在假设生成、实验设计和复杂数据分析等方面大幅提高效率，使其成为科研人员的“智能助手”，在海量可能性中筛选路径、压缩搜索空间并指引最具潜力的研究方向。

在多个领域，这种趋势已显现出实质性成果。在生命科学中，谷歌DeepMind开发的AlphaFold几乎预测了所有已知蛋白质的结构，为药物研发打开了新通道；在气象学中，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风暴数据，以弥补现实世界龙卷风样本稀缺的问题；在材料科学领域，AI引导的自动化实验室能够自主生成并测试新材料，一台机器人在八天内完成的实验数量，超过了一名博士生四年的工作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世计划”显得顺势而为。

人才、数据与资源挑战叠加

然而，如此规模的计划，在实施层面势必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是人才问题。开发科学基础模型和先进计算工具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能，而联邦体系在招聘、薪酬和不确定性方面处于劣势。尽管行政命令提出通过奖学金、实习和学徒制培育长期人才管道，但短期内仍高度依赖现有队伍，而能源部和国家实验室体系已因预算压力和人员流失而承压。

其次是数据治理难题。不同联邦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长期受制于法律、安全和IT架构差异，能源部内部实验室网络本身也并不统一，更不用说大学、国际合作项目和企业持有的数据。将这些资产整合进一个安全、可互操作的平台，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包括法律协议、信任机制和制度创新。

第三是资源重配问题。行政命令并未配套新增资金，而是强调通过效率提升重新配置现有资源，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科研项目、实验室运行和计算资源分配上的博弈，进而影响科研群体对计划的接受度。

在此背景下，政府明确提出要广泛引入私营部门、高校和国际伙伴。已公布的企业合作方包括微软（Microsoft）、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AI）、谷歌（Google）、英伟达（Nvidia）、超威半导体（AMD）、亚马逊云计算服务（AWS）和安索罗匹克（Anthropic），但其具体角色仍有待明确。行政命令同时鼓励使用合作研发协议、灵活交易机制和联邦咨询委员会等制度工具，并探索通过能源安全与创新基金会这一非营利平台，动员产业与社会资本参与。

“创世计划”的成败更在于制度创新

在评估层面，“创世计划”的成败不应仅以科研产出衡量，更取决于其是否推动了制度层面的创新。真正的考验在于，美国是否借此强化了在分散科研体系中协调重大挑战的能力。

这需要关注目标设定是否贴近科研前沿、跨部门与跨部门合作机制是否可持续、国家安全与科研开放之间是否实现平衡、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评估体系，以及是否具备在失败中学习并及时调整的能力。

从历史视角看，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提出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不同的是，当年的美国拥有战争带来的紧迫性，并得以建立全新的制度；而今天的挑战，是在既有的根深蒂固的体系中推动改革。“创世计划”因此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更是一场制度实验，用以检验美国能否在没有紧急状态和无限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科研体系的自我进化。

如果成功，它将证明美国制度能够与技术进步同速演化。如果失败，则将表明，援引过去的历史无法替代艰难的制度改革。布什一代人塑造了美国成为全球科学领导者的制度基础，而当下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在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时代，对这些制度进行重塑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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